男孩進進出身於’紅色家庭’，社會地位和生活條件相對優越。1966年夏，中國大陸爆發了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’。被進進視為親爺爺的省長包正清在批鬥會上遭’造反派’毒打昏迷，而後失蹤。中央文革小組嚴令徹查。
進進的父母突遭逮捕，家被查封。寒風淩厲，饑腸轆轆，他舉目無親，流落街頭，天地之間竟然找不到一角棲身之地。
公安部門和造反派組成的聯合調查組似乎在追蹤進進逃亡的足跡。難道包爺爺的失蹤同進進的父母真的有關係？進進該如何擺脫無所不在的邪惡勢力給他和親人帶來的極大威脅？
《嚴冬》小說以懸念和生动緊湊的故事情節引人入勝，讀者亦可以身臨其境般地瞭解到那個時代的荒誕和瘋狂。
●前言●
1966年，一場政治運動把中國大陸推入長達十年的動亂。那時年紀還不大的我，經歷了整個社會狂熱、荒誕、痛苦和迷茫的全過程。把那個時代發生的故事寫下來，讓沒有這種特殊人生經歷的人們，特別是讓我們的後代瞭解這段歷史的想法，一直縈繞在我心頭。
小說《嚴冬》中的人物和故事是虛構的。然而，這部小說有關歷史背景的內容，例如小說中提到的，當時推動這場運動的’兩報一刊’（《人民日報》、《解放軍報》和《紅旗》雜誌）上的文章，以及其發表的日子都是真實的。不僅如此，小說中許多人物和事件都有原型。我把自己和不少同齡人的往事寫進了這部小說。
《嚴冬》講述的是一個十歲孩子的故事。我希望通過一個孩子起伏的命運為讀者提供一個特別的視角，去瞭解那場改變了無數家庭的命運，撞擊億萬人心靈的’文化大革命’。我認同小說需要以故事為載體。我相信，讀者一定會被本書故事中的矛盾、衝突、轉折和懸念，乃至高潮所吸引。
米蘭.昆德拉主張小說遠離意識形態，例如褒貶某種政治製度。他認為小說的精神在於對存在的探尋，而不是表明立場。對於他的主張我深表贊同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，隨著個人閱歷的增加，我愈發認識到，不管身處何種社會，人們都有可能走向某種狂熱和極端，只是形式和程度會不同罷了。小說應該揭示人和社會非理性的存在，以及人類荒誕行為所造成的惡果。小說也應該彰顯善良與情義，智慧和慈悲，勇氣與正義。《嚴冬》這個故事既揭示了在狂熱的政治運動中，癡迷的群體和社會帶給個體與家庭的災難，也描述了在冷酷和蕭殺的嚴冬裏，溫情、正直和仁義散發出的光和熱。
這本小說的寫作從計劃到動筆，從完稿到編校都得到我妻子張向歡的大力支持。在她的敦促下，我一遍遍地修改文稿。朋友呂行，李冰和程崗對文稿提出了很好的意見。我的大學同學和多年的好友，書法家白謙慎教授為本書題寫書名。梁驥教授為封面設計提供了技術幫助。在此一並深表謝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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